|
|
马上加入农人之家，结交更多农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加入农人之家大家庭
x
近日，上观新闻搞了个退休者高端访问系列，其中就有原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
该访谈设有十六个话题，从陈锡文68年下乡到黑龙江农垦成为农民、参加78年高考考入人大农业经济系、81年加入“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读书小组开启政策研究生涯，直到退休前参与三农政策、对农业热点问题的看法等，内容很多，为便于各位道友阅读，道长将部分热点话题进行了摘要，如下：
【一、怎么看待“转基因”】
高渊：我们今天聊农业，有一个敏感问题是绕不过去的，就是转基因。现在各方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转基因似乎成了一件没法沟通的事，你对转基因是什么态度？
陈锡文：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国社会上对转基因的讨论过于情感化，都是情绪。比如，有些人很激动地说，美国人自己从来不吃转基因食物，种了都卖给中国人吃。这是天大的笑话！确实有很多美国老百姓不知道吃了转基因食物，但不是不吃。美国的转基因食品正式批准上市是1996年，已经过去20年了。很重要的一条，是美国政府长期监管很严格，尤其是FDA（美国食药监管理局）的公信力很强。他们的管理程序也非常规范，凡是通过了FDA的严格论证，美国民众就认可是安全的。所以，美国人对这个问题不太关注，他们相信FDA。
关于转基因产品的标注，大致是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美国，不用标注，由FDA确保食品安全。第二种是欧盟和日本，都是要求标注的，但他们有个限量。比如，欧盟规定加工食品中转基因物质的含量超过0.5%，必须标注。日本是超过5%要标注。第三种类型就是中国。我们规定不管加工食品中转基因物质含量多少，只要有就必须标注。
各国对转基因的态度差别非常大。法国是最崇尚自由的国家吧，但他们对转基因是最严厉的，以至于到现在，法国基本上已经没有人研究转基因了，试验田都没了，科学家都跑到别的国家去了。但西班牙和英国都比较开放，特别是西班牙，转基因玉米种得非常多。因为它处在地中海沿岸，很适合种玉米，但又很容易生玉米螟虫，如果大量使用农药对环境污染太严重，所以他们接受转基因。英国也在继续搞试验，没有太大的反对。
我国政府对转基因采取的政策是非常清晰的。第一，转基因是生物育种，是当今生命科学的前沿，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不能在这里没有一席之地。第二，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必须经过极为严格的审查，确保安全才可以。到目前为止，我们批准上市的国产转基因食用农产品，只有木瓜，允许种植的还有转基因棉花，允许进口的有转基因大豆、油菜籽和玉米。没有别的。第三，要确保公众有足够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就是转基因食用农产品和含有转基因物质的加工食品必须标识。你愿意吃就买，不愿意吃就不买。
现在不少反对转基因的人，不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证明这是有危害的，而更多是从阴谋论、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解释，那就没有办法讨论了。我想，很多事情包括转基因问题，不是只靠科普能够解决的，有的人不是从科学角度讨论问题，跟他们讲科普没用。问题的解决要让时间来证明。美国人已经吃了20年转基因食物了，如果当年是小孩的话，现在已经为人父母了。应该做个科学调查，看看这些人有没有问题，他们生出来的孩子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但还是固执地坚持认为有问题，是没道理的。
【二、怎么看待“18亿亩红线”】
高渊：前几年，“18亿亩耕地红线“曾引发不小争议。这条红线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陈锡文：那是2003年，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里提出来的。但在之前，也提过“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我跟反对“18亿亩红线”的人有过讨论，我发现他们的经济学理论功底非常深厚，但对农业基本不懂。我们讨论的结果是，我目瞪口呆，他们也目瞪口呆。每年农作物的播种面积其实是24亿亩。而24亿亩里，每年种粮食的面积大概是16到17亿亩，最多的时候到过18多亿亩，现在是17亿亩以下。还有七八亿亩地干什么的？要吃菜，要吃油，还要吃水果啊。他们根本不懂播种面积这个概念。
有的经济学家说我们少种点粮，国际市场的粮食很便宜。但是，要考虑到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粮食大多靠进口，农业这个产业会不会衰弱？如果农业衰弱了，会带来什么结果？中国还有几亿农民，如果大家都吃进口粮，农民的生计怎么办？在我看来，粮食安全、产业安全和农民生计安全，是必须保障的，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全球有多大的供给量。有的经济学家说，我们的需求上来了，外国的供给就会跟上来，他们还可以开垦土地。我说，是有这个可能，但肯定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如果大幅度增加进口，国际粮价就会暴涨，那“中国威胁论”就一定会有市场。现在，一年全球出口的谷物大约3.5亿吨，就是7000亿斤。全球出口大豆是1亿吨多一点，我们去年已经进口了8391万吨，全球大豆出口量的三分之二是中国买的。
现在中国的粮食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这是事实。回过头来看，中国粮价，包括大豆价格，持续大幅度高于国际市场，实际是从2012年开始的，以前没有过。从2008年以后，不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价，每年都在提，而且成本也确实提高了。但成本主要是土地、资金和劳动力价格的快速上升，农业是受害的。
所以，我觉得，“18亿亩红线”无需再讨论。很多人不清楚，现在的18亿亩耕地是一个什么状况？这里面，水田有4.9亿亩，水浇地有4.3亿亩，加起来9.2亿多亩。剩下的那一半大多是山地和丘陵，就是“望天地”，有雨就收，没雨拉倒。在这些土地上生活的农民，他们能养活自己，就是对国家的贡献。现在的关键是，那9.2亿亩水田和水浇地生产了全国70%的粮食和90%的经济作物，决不能再减少。但也正是这些地，最容易被房地产和工业开发占用，因为都是平整的好地。那些山地和丘陵，因为开发成本高，反而很少有人去占用。
【三、“农民进城”停滞了吗】
高渊：以前有过一个共识：中国农村要发展，关键是减少农民。这句话放在现在，还有道理吗？
陈锡文：我们在过去，把农村变化的希望，过多地寄托在人口城镇化上了。现在看来，至少新的情况又出现了，城里短时期内未必吸收得了这么多人。
有个统计，前年外出农民工只增长了0.4%，63万人，去年只增加0.3%，50万人。要知道，外出农民工总量是1.7亿人，这几十万人的增加是微乎其微，实际上就是处于停滞状态。主要是因为城市经济结构在调整，吸纳新增农民工的能力在下降。同时也因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都得到了加强。因此，现在不少农民并不觉得进城就一定好。我来了当二等公民，还要受歧视，我干嘛要来？
关键是一定要把问题想清楚，未来中国城乡人口究竟如何布局，产业结构到底怎么调？如果不想清楚就盲目鼓励农民变市民，是要出问题的。总书记讲过，在人口城镇化问题上，我们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我觉得，当前最关键一条是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尽可能做到城乡均等，这样就给了农民自主选择权，愿意进城就进城，不愿进城的生活在农村也挺好。
【四、三农改革，激进派OR保守派？】
高渊：很多人说你是农村问题上的“保守派”。周其仁先生跟我讲过，说因为你人在中枢，所以要稳健一点好。
陈锡文：我承认，这些年来在农村改革上，和那些激进的人相比，我是趋向于保守的。我国农业发展到现在有上万年了，相比工商业和城市，农业和农村是个慢变量，不能太快，这是历史经验。
古人讲“文武之道，一张一驰”，城市已经快得日新月异了，再把农村也搞得鸡飞狗跳的话，这个社会能太平吗？所以，城乡两者之间，有一个快变量，另外一个就必须把握好，它才能成为一个快速转型社会的稳定器和压舱石。
1986年，我们到安徽阜阳去搞改革试验区。去之前，杜润生就跟我讲，试验无所谓什么成功失败，成功了固然是好事，如果不成功，知道此路不通也是好事，所以你们试验只要有结果，回来我都给你们庆功。杜老接着话锋一转：“不过我跟你讲，你陈锡文带人到那儿去搞试验，失败了回来，没问题。但是，你对当地老百姓得负责任，人家把身家性命搭进去了，你要让他们受了损失，你可能就回不来了。”
现在的试验其实也是这样，而且我们要建设法制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从这个意义来讲，突破法律规定的改革试验，一定要得到全国人大的授权。现在正在进行的好几项改革试验，特别是涉及农村土地问题的，都是走了这个程序的。
【五、农村的成功与忧患】
高渊：你认为当前中国农业最大的隐忧是什么？
陈锡文：坦率地说，最担心的是今后在粮食上出问题。从总量上看，我们每年还缺五六百亿斤粮，所以进口是必然的。但问题是，去年进了2500亿斤，远超我们的缺口。为什么，因为大豆缺得太多，大豆就进了1600亿斤，大豆的缺口填补平了，别的粮食品种肯定就多了。
这说明，我们粮食生产的结构性问题很大，还有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农村改革近40年来，至少有过两次大的粮食供过于求，但都是说没就没了，再要把产量恢复上来，那就要用牛劲了。
这30多年来，我们最成功的一条是，在土地问题上没有出过大的偏差。在粮食政策上，虽然起起伏伏，但总体是通过增加农民收入，来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
土地规模经营，现在成效不小。农业部最新的统计，农户家庭承包的土地经营权流转面积已经超过了1/3，有7000多万户或多或少的流转出了承包土地的经营权。目前全国经营50亩以上土地的农户有350万户，一共经营了3.5亿亩，平均一户100亩地。这应该说非常不简单，差不多得把10户人家的地集中到1户。不过跟国际上比还是差距很大，那些新大陆国家，一个家庭农场动辄一两万亩地。
我到黑龙江、吉林去看，当地用的农业机械很先进，有的是在美国刚刚上市，我们就用上了，比美国农民还早。这靠的就是向更多的农户提供社会化服务。比如说，我们一年大概种植3.5亿亩麦子，麦收的机械化率在92%以上。当然不是92%的农户都去买收割机，他们是花钱买的服务，推动了农机的跨区作业，使小规模的农业经营也能分享大机械的效率。
所以说，在我国国情下光靠土地规模经营还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让农民放弃土地经营权，他们会有很多后顾之忧。应该是愿意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就流转，不愿意流转的，可以创造条件，让他们共享现代技术装备的社会化服务。要两条腿走路，土地流转和社会化服务双管齐下。
【五、农村的要害在哪里？】
高渊：农村的要害在哪里？你久居中枢，这些年还会经常到农村调研吗？
陈锡文：我想主要是4个。首先就是粮食供求，供求波动是一个短期问题，会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政策的调整而不断变化。第二是农业要现代化。总书记也讲了，一方面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的基础，但另一方面，要改变我们现在分散粗放的农业经营方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有条件，也需要有时间。第三个问题，即使中国城镇化率达到70%，农村至少还有4亿多人。这是不得了的数字，未来的农民和城市到底是什么关系，怎么让农民在农村生活得更好，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最后一个就是基本制度问题，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的财产权利问题要讲清楚，什么是必须保护的，什么是不能允许做的，深化改革的方向、目标和基本要求是什么。在这个阶段很重要的，就是要把什么是农村集体经济讲清楚。
这四个关键问题，如果回答不好就不能瞎来。有人说我保守，我无非就是觉得，一定要想明白了再干，所谓“谋定而后动”。如果出台政策跟特朗普似的，一半人支持，一半人反对，朝令夕改，就会出大问题，农村工作必须踏实稳当一点。
【六、中国农民是什么人？】
高渊：在你眼中，中国农民还是弱势群体吗？
陈锡文：从下乡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农民中的大多数依然是比较弱势、收入偏低的群体，这个至今没有改变。
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农民的艰辛，是在黑龙江刚当了连队的文书兼出纳以后。我管发工资，那一次连队100多人都把钱领走了，但有两三个老职工没来领，我知道他们生活很困难，以前都是最早来领的。听说是病了，我想我就送上门吧。去了以后才发现真是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老婆是家庭妇女，炕上爬着三四个孩子，棉絮破破烂烂。我说怎么不申请救济？他们告诉我，人均月收入要低于6块钱才行。也就是说，每个月三十六七块的实际收入，要养活7个人以上才有资格申请。
农民也在变，尤其是他们进城和资本下乡后，带来的变化是很深刻的。但总的一条，中国农民的本质是纯朴、善良、大度、吃苦耐劳和执着的，这种品格非常了不起。
从这个意义来讲，他们不仅在物质上成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石，更重要的是从精神层面上，在很长时间内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起到了定位作用。
现在媒体经常讨论文化缺失、道德水准下降、人心不古等。班固说孔子讲过一句话：礼失求诸野。就是在庙堂之上、市井之中，很多礼制、礼仪都被人忘记了、抛弃了，但到乡下去就还能找得到。这说明，自古以来，农村对传统文化道德的保存和守护要强于城市。
中国农民祖祖辈辈种地打粮，他们是知道感恩的。因为地不是他创造的，粮也不完全是他创造的，但有了地和粮，他才能生活，才可能生活得更好。农民是中国社会最懂得感恩的阶层，质朴、勤恳、诚实等性格都和这一条有关。现在的问题是，社会的价值取向不能把这些给泯灭了，我们制定制度和政策要把握好导向。农民保留的那些最传统的东西，是做人最需要的。懂得了感恩，才知道敬畏，才知道应该限制自己的哪些行为，不然就会放纵。
整个经济社会都在发展变化，农民的意识、观念、要求也不可能不发生变化。但是，令我感动的是，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这仍然是绝大多数农民的信念。
【七、一号文件是怎么做出来的？】
高渊：从80年代起，你就参与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文件起草，是真正了解农村政策演变过程的人。有没有算过，一共参与了多少个文件起草？
陈锡文：除了1982年的第一个“一号文件”我没参加，其他都参与了。2003年我当中农办主任，从2004年一直到去年的“一号文件”，我都是起草班子的负责人。这样算下来，我参与起草了17个“一号文件”，如果把1987年那个“五号文件”也算上的话，一共18个。
文件的号数不决定文件的重要程度，它只是时序上的差别。比如1993年的中共中央“十一号文件”，就是关于农村改革的，这个文件非常重要，因为提出了原有的15年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这是一个大政策。
高渊：对于中央文件的起草过程，外界都很感兴趣。你觉得作为起草人，本身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
陈锡文：首先必须有方位感，就是整个党和国家处在什么历史方位，然后就是要明确我们要坚持什么，要往哪里走。改革也好，发展也好，我们搞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不能丢，搞市场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别的。还有就是必须把握方方面面的内在联系，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中央各个部门的关系，以及有关的制度、政策都有什么内在联系。所以说，文件不是写出来的，是深入学习、研究、磨合出来的。
高渊：一般起草一个文件需要多长时间？
陈锡文：大文件要七八个月，小文件也要一两个月。曾有不少人问我，为什么需要花这么长时间？其实，起草一个一两万字的文字材料，弄一个小班子用一个星期写出来是没有问题的。而大量时间是协调各种关系，要尽量对所有方面都利大于弊，这样制定出的政策才能有针对性、指导性，得到各方面最大程度的接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磨合过程。文件起草过程中，一般还伴随着大量的调查研究，你要下去了解，大量的座谈，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下去以后会发现，从省里到乡村，有很多人有非常深刻独到的见解，对我们起草好文件有很大启发。
2008年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把未来农村改革要推进的制度框架建立起来了，我们叫“六大制度”，就是基本经营制度、土地制度、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制度、农村的金融制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制度以及农村基层社会的民主管理制度。
我觉得农村要解决的问题，现在也还跳不出这“六大制度”。当然，如果说要更完善一点，把“金融制度”扩展为“市场制度”就更全面一些。但当初这样写，可见金融对农业的服务太弱了，所以要专门把金融提出来。
每一个“一号文件”都有它特定的背景和特定要解决的问题，因此都很重要。但“一号文件”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它自身，要知道它的依据是什么？“一号文件”的依据主要是党代会的报告和中央全会的决定，“一号文件”的作用就是要把党代会报告和全会决定的精神在“三农”工作中贯彻好、落实好。当然，“一号文件”要解决当前“三农”工作中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因此要出台具体的政策。
文章来源：上观新闻。
文章原题：陈锡文十六章---我与中国农村50年。
文章作者：高渊。
|
评分
-
查看全部评分
|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7-4-12 10:45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千斤顶
显身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