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六十年代人??

静宁有机苹果

　　我曾经很奇怪，为什么在中国，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是那么沉默的一代?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文坛；也不管他们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群体，我们都很难听到他们的声音：当五十年代那批人在理直气壮地总结自己一生喊出大道多歧、青春无悔的响亮口号时，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当五十年代人在文坛上翻江倒海寻根问祖时，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五十年代人已成为这个时代的主导力量，所以他们享有的“话语权”自然比你们充分，你们也不用急，要不了多久就轮到你们“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了——其然?岂其然!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了，六十年代人已人到中年，此时不发言更待何时?再说，整个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不都是五十年代出生的那批三十、四十岁的家伙们在那里滔滔不绝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地享有“话语霸权”么?为什么轮到我们了就三十岁不行、四十岁还不行?而更让人感慨的是：进入新世纪后，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七十年代生人开始在中国寻找他们的位置，发出他们的宣言，“用身体写作，用行走生存”之时，我们还是听不到他们的声音……陈子昂诗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对六十年代中人来说恰巧相反：我们是“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可就独独没了自己——就像那个笑话讲的：和尚有了，枷也有了，可“我呢?我他妈哪儿去了?”五十年代中人的王小波曾说他们那一代是“沉默的一代”，这当然是过谦了，而他自己最后也承认“如今我也挤进了话语圈子”。真正沉默的一代是我们六十年代人。人们爱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中国当代史上存在一个深深的“断代”——在我看来，这“断代”就“断”在六十年“代”。原因是我们上一代人还在喋喋不休地喧嚣，而我们下一代人已开始津津有味地讲话，只有我们保持沉默——这沉默也许会保持到我们这一代人悄悄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悄悄地我来了。我挥一挥手，不带走天上的一丝云彩。”指出这种现象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探讨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为什么这一代应该发言也可以发言的六十年代人保持沉默?是因为高贵?还是因为无奈? 　　

    我想，这一代人之所以愿意保持沉默，首要原因是在们成长最重要的童年少年时代，我们领教了许多许多的“语言暴政”，更听到和说过了许多许多的废话——太多的语言**填塞了我们的心灵，这些语言**充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我们对语言本身的兴趣已荡然无存。萧伯纳曾说过：许多英国人终生不看莎士比亚，就是因为幼年时塾师强迫背诵莎剧的结果。文学是这样，语言也未尝不是这样?在我们少年时代，总被各种媒体(包括老师)孜孜不倦地告诉我们：我们生长在一个幸福的时代，我们不仅比世界上其他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动人民幸福，而且我们还肩负着把我们从苦难中拯救出来的神圣使命——可事实上我们也饿过肚子，在学校里也受过年纪大的同学的暴打。话语与现实的对比使我们明白：讲出来的话往往并不可信——不仅不可信，它还常常与事实相反。所以对华丽的话我们都保持着警惕：不单自己不愿意听，而且自己也不想讲。沉默不见得是金，可沉默的人不骗人也很少受别人的骗，这倒是事实。 　　

    第二个原因，我想，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存环境实在太恶劣了：我们整个小学中学时代都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度过，根本就没读上什么书——我小学毕业时，连分数的加减都不会——可谓先天不足；成年后又碰上社会转轨，整个社会四五十年积累起来的矛盾问题全堆在我们这一代人头上解决(或者说：别人得的病，却全由我们来吃药)：什么失业下岗，什么房改医改……这些问题对于五十年代中人来说，已大多不成问题，因为他们已退休或接近退休，国家对他们的利益多有照顾，属于改革的漏网之鱼；对于七十年代的人也不构成威胁，因为他们读书多准备足，真正的市场经济只会使他们如鱼得水地施展自己才能。可是读书少而又年纪大的六十年代中人呢?改革的代价得由他们付，而改革的成果他们却无缘享受——在历史的祭坛上，因为我们扮演的角色只是牺牲!而苦难与牺牲只会让人沉默：就像鲁迅小说《故乡》中的那个闰土——心中很苦，嘴上却说不出来。 　　

    第三，如果我们务虚一点的话，我们也许可以说：六十年代中人是理想幻灭或没有理想的一代。如果说五十年代人是理想的一代或浪漫的一代的话，那七十年代人就是现实或自然的一代。惟有夹在中间的六十年代人不三不四非牛非马地没有“主义(主意)”：我们既不能也不想像五十年代人那样雄赳赳地宣称自己虽然壮志未酬，但是青春无悔——因为我们没有“壮志”，似乎也无所谓“青春”；也不能像七十年代人那样追求自我自由自在——因为我们有负担而无本事，怎么也“自我自在自由”不起来。“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我们还有什么说的?当然只好“归去掩门自叹息”了。 　　

    有人曾这样分析六十年代人：他们“一边嘲笑第三代人(指五十年代人——笔者)的沧桑和失落(岂敢，我们羡慕那种沧桑，而自己是更加失落——笔者)，一边悲怜独生子女的漂浮空虚。他们在嘲讽第三代人的知青情结时，自己却坠入了‘红小兵’的怀旧之中；他们在批评上一代人的‘民主幼稚病’时，自己却在标榜义和团式的狭隘民族主义。其实，第四代人(指六十年代人)与上一代人的一个真正不同特点，是他们更为现实务实，因而也更为平静和沉寂(见杨东平《代际冲突和独生子女的一代》)。除去文中一些对六十年代人近乎吹捧的指责外，这段话基本准确地讲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尴尬——尤其英明的是：指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大特征，那就是“沉寂”。 　　

    上面分析的也还都只是些现象，如果我们再从更深层的精神层面来看看这个问题，也许会看得更清楚。 　　

    钱理群先生在给他弟子余杰的一封信中曾谈到：我们在强调鲁迅尖刻锋利的战斗精神的同时，也千万不要忘了他内心深处那种仁厚宽容挥之不去的人道主义情结——而这才是鲁迅精神的底色，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底色，鲁迅才与虚无主义者或颓废主义者划清了界限。这话说得真好——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不仅是因为他“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冷峻，更因为他“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仁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能爱，才能恨”，正因为“寄意寒星荃不察”，所以才会“我以我血荐轩辕”!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一个人幼小时打下的“精神底色”对他一生的成长与选择有多么大的作用。那么，我们这一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生的人)的精神底色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成长在一个阶级斗争烈焰空前蓬勃的年代，在我们如白纸一张的儿童少年时代，心灵就被社会涂抹上浓墨重彩的阶级斗争图案：我们被告知，人是分阶级的——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一样，每个人都属于自己的阶级：没有家的人也有自己的阶级，那叫流氓无产阶级。阶级之间的关系是你死我活绝无妥协余地的，你千万别指望剥削阶级对你好，他就是对你好，那也是“糖衣炮弹”：表面是对你好，可实际却是想“砰”的一声炸你个灰飞烟灭!所以，必须进行残酷斗争，不是你吃掉他，就是他吃掉你。为了防止他吃掉你，最好你先下手吃掉他，而且，最好是吃得连骨头也不剩一根，所谓“除恶务尽”是也。缘此，作为阶级斗争最高形式的战争，在我们那个时代就成了文学艺术最为集中热情的表现题材——当然，也就成了我们精神底色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记得我“人生识字忧患始”时读的书是《长白山儿童故事》、《战地红缨》、《渔岛怒潮》、《刘胡兰的故事》、《激战无名川》、《敌后武工队》、《难忘的战斗》等等。这些书讲的都是“革命人民”如何与阶级敌人特务汉奸国民党展开斗争的血淋淋故事。不过，你也别怕：这里面虽然有牺牲，可牺牲换来的却是伟大的胜利，而牺牲者也会作为革命烈士受到人民的永远怀念——虽死犹荣，所以你也别不想去做；相反，你要怕死，那就只有当叛徒，而叛徒的下场不仅会给我们捉了枪毙，而且会遗臭万年：你要有儿子什么的话，连他长大后也会到你坟头上撒尿——“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头愧姓秦”!所以，那些书告诉我们好人坏人的惟一区别就在于你是否愿意牺牲。我们从小接受的可以说是一种死亡教育，也就是说它不是教我们如何好好地活，怎样有意义地去度过这短暂的一生；而是变着法子教我们如何好好地去死，死得越惨烈越好——比如刘胡兰是被铡刀铡死的，所以死得光荣；董存瑞是被炸药包炸死的，所以死得英勇；邱少云是被火烧死的，所以死得壮烈……当然啦，你也别怕，这死并不可怕——岂止不可怕?简直就还闪动着诱人的祥光：什么理想、道德、信仰、追求、人格……这些美好的东西全因死亡而闪闪发光、熠熠生辉；而关键时刻你要选择了生存，那就意味着堕落苟且，可耻可杀。这种教育今天看来似乎有点骇人听闻，可在当年却是实实在在贯穿于所有文学艺术中的主流题材。一个作家在反映那个时代的一本小说中写到：“死，对我们来说司空见惯，每天我们都能听到、看到很多人在我们身边死去——在故事和电影上。所有的故事无论开头多么平淡，结尾一定是以杀人和被杀告终。这些故事讲的就是一个好孩子后来怎么变成一条好汉。”这的确是的。 　　

    “四人帮”后，作家李存葆在一篇叫《山中，那十九座坟茔》的小说中写到：“文革”期间，一个战士为了得到领导战友的好评，在抢修一处事实上毫无意义的所谓“国防工事”时不顾自己身体有病，拼命去扛石料水泥，最后给活活累死了。人们在整理他遗物时在他的日记里发现了他把语录 “一不怕死，二不怕苦”抄成了“一怕不死，二怕不苦”!这一颠倒相当准确而典型地描绘出那个年代划分好人坏人的简单标准：你要想做个英雄的话，那在战争期间你就得去死——不死算什么英雄?这方面，所有的战争文学都是例子。你要是在和平期间呢，你就去苦得像小说中那个战士一样活活累死(实际上也是死了)，或者像当时一个叫金训华的知识青年，为了抢救一根落水的电线杆子(因为那是“国家财产”)而跳进波涛汹涌的大河，结果电线杆子没有抢救上来， 自己的命倒给搭进去!而在“英雄”与“坏蛋”之间根本就没留下任何空隙——“凡人”的生活空间。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在“文革”中红卫兵那么不顾一切地破“四旧’搞武斗；有的还跑到越南、缅甸去参加游击队，为国际主义抛头颅洒热血——没有去的就呆在国内胡思乱想。当时有一首红卫兵诗歌《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写的是两个红卫兵勇士铁马金戈气吞万里如虎，打遍全世界无敌手，最后打到美国，“战友”为了掩护“我”牺牲在“白宫华丽的台阶上”!因为他们受的教育告诉他们：这是他们成为英雄的惟一选择。记得小时候看了这些文学作品，我也热血沸腾，很想找一个阶级敌人来“殊死搏斗”一通，以成就我“流芳百世”的英雄梦：此时若有一个“地富反坏右”或“走资派”在我身边的话，我一定会毫不客气冲上去对他拳打脚踢，甚至刀砍斧劈。有人说：我们这一代是吃狼奶长大的一代。话虽然难听，可我们反躬自省、扪心自问，恐怕也只有点头的份：狼不就讲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么? 　　

    亢奋后往往虚脱，高峰后就是低谷——或许，这就是六十年代人沉默的内在原因吧?

　　如果从外表看，六十年代人是沉默的一代；如果从我们的精神底色来看的话，还可以说我们是冷漠的一代。

(孙玉祥)

静宁有机苹果

我们  六十年代生人


    在朦朦懵懵的文化大革命中，度过了幸福与不幸福的童年。开始读书，发现黄帅和潘晓的思维比我们前卫。有一点读书的欲望时，又出现了一个张铁生的读书无用闹革命。

    物质的匮乏，和生活的平淡，让我们又糊里糊涂的上了初中、高中。支农支工，可以领到一点粮食（粮票）补贴，那高兴劲就嫑提了。忆苦思甜的玉米胚芽煮野菜，是一个星期最盼望的一顿好餐。

    我家的邻居是一个大资本家，每年开春之后，就等待着，那个老头把自己家的线装本和竖体字的草纸样的书籍拿在自己的院落让太阳晒一晒，那可是我们平房小伙伴们最高兴的日子，可以悄悄的偷看小人书，虽然不能完全看懂，而且大部分是繁体字……。

    刚过去凭菜票，猪肉票供应的时代，大学开始招生，一时间不知道读书考大学如何下手，该学习什么重点。

    国营企业大面积的招返城青年，成立企业大集体时，我们的岁数又差那么一点。努力，好不容易考上学校，还一边做临时工，一边读书。这时候，计划生育在全国像一阵春风一样，恋爱吧，结婚吧，“只生一个好”，哥哥姐姐他们就是榜样。

    父母退休了，一个个家庭，成为一个大集体，成为一个大食堂。侄儿侄女一个个的出生，退休的父母成为免费的家庭护理员，有一点成绩成就的大哥哥，大姐姐他们又需要占领领导岗位，竞聘上岗，把家务事都留下来，我们的上一辈成了任劳任怨名副其实的劳动者。

    南方吹来的一阵春风，原有的工作岗位随着人口大挪移，实现了新的认识，新的求职做工方式。钞票从最大面值10元，增加到50元100元。同事们打麻将从两分到五分，提高到两元、五元、十元，请客吃饭从家庭式发展到酒店恭候。结婚送礼从10元一直到500元、1000元。

    时代改变了我们，时代一直在催促着我们六十年代生人不能停止前进。

    工作时间长了，当现在的小青年叫我们师傅和叔叔时，才发现，自己的双鬓有了些许白头发，才发现，父母的身体像工厂已经老化的机器，需要时常的往医院看病，小孩的学费书费和小孩的身体一样，一个劲的往上串，就没有一个尽头，曾经年轻美丽的老婆，现在也开始像老婆婆一样唠叨起来，小孩的学习，家庭经济开支，父母的赡养费，自己的身体状态……。

    小有成就的六十年代生人，出现在中国重要的舞台，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文艺，已经是六十年代生人的主战场。

    六十年代生人，既有中国传统的观念，又不遗余力的追赶时代潮流的风口浪尖。

    上有老，下有小，身体的疲惫，容不得半点的歇息，工作业务上的往来应酬，社会开放的潇洒，啤酒肚的腰围一不小心和裤长成为正比。心太累，情满怀，看到青春飞扬的年轻人，才在脑子里追问，我们自己的青春咋就一恍而过……

    五十年代的人说，我们把什么最不幸的都遇上了……。

    六十年代的人说，我们把什么最不幸和最幸的事的都遇上了一个尾巴……。

    七十年代的人说，我们前面是苦，以后一定会幸福。

    八十年代的人说，我们虽然幸福，我们的路还很长……。

    九十年代的人说，我们没有你们这么多的顾及，现在是我们的时代……。









    六十年代出生的我们，已经有了目标，虽然人生的道路很长，虽然我们的时间不多，但我们的理想和愿望，能够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实现。

    苦了的事我们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幸福也是我们六十年代出生的人。

    虽然人生的道路还是很漫长……。


    我们相信我们自己！

静宁有机苹果

□独白或飞翔的姿势
　　 “今天，当青春已经走过了末梢，我终于以自己的视角进入了这样一群人，他们执着于信念，肩负着道义与效益，６０年代出生，８０年代上大学，９０年代集体发光，他们当之无愧地应该被历史记忆。”陈红云
　　 “似乎是精英在塑造时代，其实他们只是比别人多努力了一点，他们真实地思考和言说，脚踏实地地行动，如果因此而显得出类拔萃，请理解这个必然。”王延礴
　　
　　□关于对话的对话
　　英雄主义的集体烙印
　　问：６０年代生人有许多出类拔萃者，你们和他们的对话初衷是什么？选择对话人选的标准又是什么？
　　熊晓杰：６０年代生人现已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中坚人群。他们身上有两样东西有吸引力。一是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气质。他们是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最后守望者。之所以说是最后，是因为从７０年代生人开始，价值观开始转变而且多元化，相对而言，６０年代生人的气质有着相当程度的趋同性。我始终觉得，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一个人不能没有精神的支撑，不能没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底色。我怀念这种影响和感染了我们的青春期的东西，在面对生活和工作挑战时，我们之所以能比别人更有耐力和韧性，正是因为我们所与生俱来的这种力量。这是我们对６０年代特别感兴趣的地方。我希望我们的报纸在从事财经专业报道的同时，多一些人文关怀，多一些精神的相互慰藉。这是《生于６０年代》栏目和丛书的初衷之一。
　　问：现在代与代之间的距离似乎越来越遥远，但是这种划分毕竟是很模糊的。你们也都是６０年代生人，是否对这些人物有着天然的默契？还是有一段距离？
　　王延礴：即便是同一年代人，生活中的距离有时也像一道沟坎，但关于这个特定年代的话题总能唤起大家的某些共同记忆，每当这时，人与人之间再远的距离都会被拉近，就像是在这道沟坎上燃起了篝火，照亮着双方心灵的波动。同时，在这个年代人所具有的一些共性上，我们是默契的，是不需要重新探讨的，我们的工作或许只是挖掘、印证、发扬光大。这正是我们访问的基础。
　　陈红云：我生于６０年代中期，是６０年代链条中的衔接部分，所以对整个十年早期和末期生人的思想脉络都比较容易把握，采访中谈到记忆中的“红色幽默”，常常爆发出笑声。
　　说到距离，比较奇妙。就像摄影中的变焦，从跟采访对象初次见面到结束访谈，距离是忽近忽远，不少人的观点我本人并非完全赞同，但我一定会保留其真实和精彩的部分，有些人自始至终距离很远，有的仿佛一见如故，而少数的几个是成文后才忽然觉得清晰和亲切起来。
　　问：这套书可以说是对精英的一次近距离观照，他们也谈到了很多精彩的话题，比如对过去时代有类似的集体反思，那些细节让人认识到人性的复杂，也许时代的变迁在他们身上的烙印是最深的，他们对时代给予他们的似乎都报以热情和宽容，他们正在或将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陈：尽管这代人与时代一起经历了巨变的沧桑，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心存感激。不少人回首往事，都觉得自己每一步都踩着了幸运。他们是遇着了正点的一批人。虽然也曾作出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但回报是相当丰厚的，除了他们迥异于前代的人文熏陶，这也许是集体对社会报以热情和宽容的原因。
　　王：人性从来都是复杂的，时代的动荡只能更加激发出它的本质，但人性的复杂不是一件坏事，或许它使人因此而更加懂得向往和感恩，时代变迁所刻下的烙印成了一种天然的历练，使这一代人不需要从虚无开始反思，他们的选择清晰，目标明确，他们勇于承担现在、今天或者未来，所以，他们是这个时代中国的脊梁。
　　问：这一代人是绝不容忽视的，但是他们平时发出的声音是不多的，这是这代人的特质吗？他们真正的特质是什么？
　　王：他们有着集体的喜悦，不言放弃，披荆斩棘，他们一直在沿着自由的边缘行进，寻找真正的自由，即负重的自由。他们顾不上发出虚弱的声音，耕种和思考才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他们掌握的资本是责任和忧患。
　　陈：行动家。不少人怀着远大抱负，对自己从怀疑到肯定，从试探到行动——“中国的事情，先做起来再说”，张广天的这句话让我记忆犹新。
　　
　　
　　谁将跨越历史俯瞰我们
　　问：请你们评价一下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８０年代的不同。
　　陈：当你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才觉得如果让７０年代出生的人来评价６０年代、５０年代人是多么困难。７０年代的人缺乏热情吗？——也许他们是外表冷静、内心狂热的家伙，８０年代，我们与之相差得就太远了。网络文化铺天盖地，也许在心灵的时空里，他们是一日千里的。外间比较好玩的说法是：６０年代——人类；７０年代——新人类；８０年代——新新人类。关于“代”的评价，可能要经过时间的沉淀才能得出比较接近真相的结果。
　　王：６０年代说：我必须结婚生子，并且给他最好的教育。７０年代说：咱们结婚吧，但别指望我会要孩子。８０年代说：天哪，为什么要结婚啊？！
　　问：如果可能，是否会关注６０年代的大多数？
　　熊：这是毫无疑问的。６０年代的气质属于整个６０年代生人群体。我们对于这个群体的关注，才刚刚是个开始。围绕这一人群，我们的工作有无限的延展性。举一个例子，我们将在１２月份，推出“生于６０年代”月，希望唤起大众对于６０年代情怀的追忆。
　　
　　一本书与它背后的声音
　　问：这本书的封面采用了某种我们曾经很熟悉的颜色，是什么样的情绪指向？
　　熊：红色是我们成长的记忆，是我们曾经的青春和今天的拥抱，是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标识。也是《赢周刊》的惯用色。这是一种宣告。
　　陈：这代人的红结是难以抹去的。我在崔健的访谈中有一段话，“一代人想说告别又止不住怀念，伸手撕去又根植于心，就像青春期遇到的《花房姑娘》，那么美好地挡着你的道，而你终于要在生命更大的向往中离她而去。”这是我所理解的一种封面表达。
　　问：你们身在财经报纸，做的却是很人文的东西，这是否也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发泄？
　　王：财经并不意味着人文的丧失，就像成功的经济人其实都根植于一片理想主义的净土一样，他们其实更看重人文的关怀，当然正是因为这种默契，在中国众多的经济媒体中，《赢周刊》才率先担负起追寻经济人心灵皈依的重任。
　　陈：在报社，我是个太边缘的人，如果它没有文化抱负一年前我就不会加盟这个团队。我也是慢慢地在文化和财经的相互渗透交融中发现了这个团队的特质。
　　问：访谈中有否难忘的经历？
　　陈：一场世纪罕见的流星雨在我们出差北京采访时不期而遇。好多年没见过雪，而跟王延礴去采访王志东那天，地上白茫茫一片，真是欣喜若狂（也有点儿伤感），流星和雪，好像都是生命中的奇遇，也许永不再来。
　　还有采访张在东，几乎在面对他的半个小时前还不知其为何许人也，那真是即兴得可以，交谈很愉快，因为他造的房子是中国居住空间的“彻底革命”，结果被他笑为一个小学生问的“十万个为什么”——是为教训，实不可取。
　　王：有很多，但是两年过后，细节渐渐模糊，剩下的其实成了一片红色。
　　问：对话体专访是大众媒体近年来非常流行的采访方式，你们的书又是脱胎于报纸的一个栏目，这种互动的优势显而易见，你们同时也在做６０年代俱乐部……
　　熊：从栏目到丛书到俱乐部，这是一个蓄谋已久的策划。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许多人正是因为感动于《生于６０年代》而选择了《赢周刊》。我们一直在尝试用文化的力量来营销自己。我们曾经有一句口号，叫做“用理想主义感染自己并影响别人”。
　　以我们现有的资源，我们必须寻找一条全新的商业模式，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以《生于６０年代》系列丛书和“生于６０年代俱乐部”为新的起点，《赢周刊》将在全国范围内整合资源，张扬和强化“６０年代”概念，将“生于６０年代”与《赢周刊》充分关联，创造一个文化营销的经典案例。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成功。因为，这是一个体验经济的时代。
　　
　　□他们在言说
　　崔健：?著名摇滚音乐人　我想我作出了一种原则和标准：说真话，按照内心的想法生活和做音乐。
　　汤小明：（《富爸爸穷爸爸》、《谁动了我的奶酪》等书中国策划人　真正的自由是观念自由，财务只是其中一项。
　　席殊：（中国书业名人）每临大事应该有一种静气。书法的本质就在于此。不断追求思想上的丰富，就能举重若轻。
　　方力均：（著名先锋画家，“玩世现实主义”风格开创者）我们这代人的艺术创作环境已比较宽松，在精神世界里，我们岂止泼皮或是玩世？我们都相当个人化，常常长时间地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
　　李阳：?“疯狂英语”品牌创始者　你看我脸上的这道伤疤。读初三那年因为鼻炎去做电疗，由于仪器漏电，我被烫了整整二十分钟没敢吭声。后来脸上全肿了，身底下的塑料布是汪汪的汗水，而我竟就依靠着那个年代仅有的精神力量——英雄黄继光、邱少云等熬了过来……极端压抑自己的惯性，使我无法大喊一声。况且，我应该是极少数被打压的反作用力弹出来的人，多少天才的创造力，被高压教育法给埋没了？

孔庆涛

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