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我的北大荒岁月

坷垃小猪 · 发表于 2016-8-25 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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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1953年7月生人，1969年8月，初中算是毕业了，31日离开北京去兵团，被分在了2师15团，现在那里叫宝泉岭农场。

　　去兵团不仅是我主动要求的，而且到了热血沸腾的程度。兵团在北京招人的办公室设在灯市口中学。我两岁时患过小儿麻痹症，上小学时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拄拐走路的，人称“濮瘸子”。9岁时我接受了一次整形手术，算是能正常走道了，但我的这条病腿还是比较弱。我跑去报名时，人家知道这孩子腿不好，要检查，让我正步走，还做蹲下和站起的动作。我使劲做得很标准，还写了保证书，最后总算过了关。

　　连里要找个听话的孩子去放马，我被选中了。后来人家写我的兵团经历时，题目起的是《荒原牧马人》，听上去挺惨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放马在农业连里是好活儿，我特别喜欢。别人天天下地累个贼死，我吹着口琴放马，潇洒啊！我管的那两匹俄罗斯纯种马一个叫苏宛，一个叫阿尔登，浑身的毛像缎子似的发亮，马蹄子有碗口大小。这样的优质种马是连队的宝贝，每匹马都有档案，吃的是鸡蛋、麦芽、胡萝卜。鸡蛋我不敢和马抢享，胡萝卜我是管够造，经常和马对着面啃。养马的工作没有人管，只有检疫员每个星期来看一次马的卫生和健康情况。

　　我每天就和马做伴，喂食、放牧、清洗都是我的事，我还在连队的黑板报上得到了表扬。白天放马的时候，马吃草，我割草，闲下来还能到水泡子里捞捞鱼，晚上回家糊上面，用油一炸，哥儿几个就着喝点小酒，神仙似的。那时我父亲去了北京市的下属农场，母亲和弟弟去了河南的“五七干校”放猪，姐姐去了内蒙古放马，我们这个艺术之家成了畜牧之家。

　　放了一年马，变数来了，15团的宣传队要调我去。那是在1972年初。为了活跃知青的生活，兵团组织了不少宣传队。连宣传队是业余的，团宣传队是半专业的，到了师一级宣传队就是准专业的了。

　　我们15团宣传队分成男演员、女演员和乐队三个班。我是男演员的班长。我们的服务对象一般是兵团连队，有时也到鹤岗煤矿去演出，帮助团里搞好关系，好搞点儿煤烧。那时演京剧也没什么录像资料可以借鉴模仿，就根据看电影的印象来演。我这人善说而不善唱，这个弱点在演样板戏时显出来了。我唱也能唱，但调子一高了就拔不上去了。我们演京剧《沙家浜》的片断时，队里考虑到我的这个情况，决定让我演唱词最少的程书记，就唱四句：“病情不重休惦念，心静自然少忧烦。家中有人勤照看，草药一剂保平安。”我唱到“草药一剂”的“一”字时上不去，总需要台边的人帮我唱一嗓子带过去。因为不能唱，队里在排练京剧《海港》片段时，把我发到了后台。我是舞美、电工、木工什么都来，队里的布景、道具、灯光都由我和刘师傅管。我们用纸浆一层层地糊出了港口的桩子，又画天幕灯，做变形阁，描绘海港的蓝天，要是画深了，再往下洗颜色。我们还钉出了方海珍书记办公室的窗户。和下大田的农业连队战士相比，我们过的简直就是贵族的日子，宣传队全脱产，俱乐部烧暖气，一星期洗一次澡，吃饭在团部招待所食堂，那里的烧茄子太好吃了，我们在开饭前半小时就想到食堂排队。

　　我们宣传队出过一件大事。这事儿要是放在现在就不是事儿。

　　问题出在京剧《沙家浜》中扮演胡传魁和阿庆嫂的那两个演员身上。本来我们宣传队有禁止谈恋爱的纪律，但这两人不但顶风上，还闹出了“阿庆嫂”怀孕的后果，当时属于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

　　为解决这件事，2师和15团都派现役军人工作组来队里整风，我们的演出和排练也被停止了。工作组决定对这两个人进行隔离审查，轮班看守，以防串供。有一天上午，“胡传魁”提出要上厕所，看管他的人正在全力以赴地打扑克，让他自己快去快回。时间一长，看守发现情况不对，挨着屋找“胡传魁”，找到行李房时听见里面有动静，敲门也没人开。看守把门上的磨砂玻璃打破一看，“胡传魁”踢翻了脚下的凳子挂在房梁上了！因为上吊用的背带在仓促间没有系好，在看守闯进屋时，他自己从空中摔了下来，绳子勒的那一下太狠，他的喉结已经被勒到了下颚下方，窒息之下，翻了白眼，吐出舌头。在我听说此事跑过来时，就见闻讯而来的“阿庆嫂”哭喊着要进行李房。当时大家要做的只有两件事，一个是抢救“胡传魁”，一个是阻拦“阿庆嫂”。队里有个翻跟头的武生有一些经验，把“胡传魁”的喉结往下一推，终于让他透出了一口气，黑眼球慢慢转了下来，眼睛轻轻地闭上了。

　　事情闹大了，师里来人宣布：原定召开的批判会取消。团领导第二天还把“胡传魁”和“阿庆嫂”请家里吃饺子安抚，并安排他们返城回家。后来他俩一起去了“胡传魁”家，把孩子生了出来，两人结了婚。

　　这件事一出，15团宣传队就被解散了，我们被分散下放到各连宣传队，我先后到过10连、27连和25连，哪里需要哪里去，命令一下，打起背包就出发，有时因为走得仓促，连行李都来不及带上，只好去挤别人的被窝。有一次我睡的是公被，又臭又硬，我一夜都只能用嘴呼吸，让鼻子休假——那味道实在太难忍受了。

　　我最早产生返城的想法是在1973年。当时已经有人开始动脑筋离开兵团，干部子弟从后门走，没后门的人找理由走，我的心也动了。当年我坚决要离开的北京，此时对我产生了强大引力。我发现自己人去了边疆，心还在北京。扎根边疆的口号再喊起来，连自己都发现不由衷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建设边疆的使命对我失去了吸引力，走上更高更大的艺术舞台，当一名专业演员，成为了我的新梦想。

　　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我先后考过济南军区文工团、总政文工团和战友文工团。在战友文工团考试的时候，我看见那些穿着国防绿军装的小孩儿们，简直都要羡慕死了。我考的是朗诵、形体和小品表演。最后，战友文工团决定录取我，起关键作用的是招生股的王伍福，他就是在电影里演朱德的那个特型演员。

　　回兵团后，我接到了老王寄来的商调函，内容大概是：考生业务通过，请将档案寄来。我拿着这封信忐忑不安地去找领导要档案。站在团政委的办公室门前，我犹豫了。报考部队文工团是我在探亲时做的个人决定，根据我对政委的了解，我能猜到向他交出这封信的结果，我甚至能想象出他黑着脸拒绝我时的口气。既然拒绝是必然的结果，我又何必去碰这个钉子呢？我在楼道里站了很长时间后，最后还是决定放弃要档案了，之前的一切报考努力，全都付之东流。

　　此时，能够帮助我名正言顺返城的理由，就剩下了一个——我这条病腿。

　　1976年我开始办理病退手续。医生在检查了我的病情后说：你为什么不早来？以你的情况，返城不就是一个图章的事吗？听到这句话，我的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为了来兵团，我曾经极力掩盖这条腿的毛病，而现在为了离开兵团，我又要拿这条病腿说事儿了。我的人生曾那么地真实，又那么地不真实。

　　1977年1月末，我结束了8年的北大荒生活回到了北京。说老实话，兵团有不少知青很有艺术天赋，要论唱歌跳舞都比我强，只是他们的运气没有我好。我返城不久就赶上了空政话剧团招人，考试时要演小品。我选的题目是《刷马》。眼前空无一物，但我把刷马的动作演活了，考官一眼就看出我有生活。在我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的第一天，我在回家的路上特别希望能碰见熟人，好显摆显摆，可惜啊，一个也没遇着！

　　我在兵团的收获总结起来就是三个字——承受力。这种能力不仅让我能够面对困难，也能够面对荣誉。返城后我第一年就在空政话剧团入了党，而且年年受嘉奖，但我心若止水，并不觉得怎样。现在我身上背负的名头很多，但让我最看重的是慈善家身份。吃过苦的人，不能忘记有苦处的人。我是全国政协委员，老知青们有什么诉求找到我，只要我觉得有道理，就会作为提案交上去。比如，他们的户籍在北京，养老待遇只能在外地的原工作地点拿，看一次病，路费就把每月退休金耗得差不多了。从国家来说，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但需要有人替这些人发声，我能做多少算多少吧。在兵团八年吃过的苦，让我感到今生再也没有什么苦吃不了。

　　本文摘自朱维毅著《生命中的兵团》濮存昕文
　　转自微观北大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