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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乡村=重唤被遗忘的记忆

越后妻有的代表作之一，俄罗斯艺术家伊利亚．卡巴乔夫的“自然立体绘本”：《梯田》。

  
从前连一个美术馆都没有的越后妻有，今天紧紧和草间弥生、川俣正、阿柏拉莫维基、原广司等国际艺术大师联系在一起，当地人的生活也随之发生改变。日本和日本以外的亚洲国家开始纷纷效仿这种新型乡村建设模式。

15年前那个残雪未融的春天，俄罗斯艺术家伊利亚．卡巴乔夫（Ilya Kabakov）随日本艺术家北川富朗第一次来到越后妻有地区，他站在冷清的松代车站，呆呆望着不远处被涩海川包围的城山，一个念头涌上心头：眼前这块还保留着原生态农村风貌的梯田，能否以犁田、播种、插秧、除草、割稻等一连串农耕过程为范本，制作若干人像雕刻放置其中，打造出一幅立体绘本？

卡巴乔夫找到了梯田的所有者——70岁高龄的福岛友喜，当他反复向福岛阐述自己的艺术理念时，却一次次遭到了严厉的拒绝。在这位对当代艺术没有任何概念的老人心中，土地是祖先留下的辛苦结晶，尽管已经荒芜，也决不允许被胡乱破坏。

如何才能让老人理解土地与艺术结合的魅力？卡巴乔夫没有放弃，他一直思考着这块耕地的特点，终于将策划方案写成了五行短诗，送到老人手里。这段文字引发了老人对往昔耕地劳作生活的共鸣，终于点头答应。

2000年，卡巴乔夫的《梯田》完成，作为长期装置在妻有展出。福岛友喜也因此重新发掘了自己依托于土地的价值和乐趣，此后6年里，他坚持每天打理农田，外来的参观者一句简单的“能够在这样的农田耕作，你真了不起”的夸奖，让他找回了对这片土地的自豪感。

卡巴乔夫的故事是参加第一届“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大多数艺术家的遭遇，他们在最初的严峻批评中，不断考察和调研，与当地人建立起信赖关系。2015年，“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将举办第6届，这个从前连一个美术馆都没有的偏僻乡村，如今紧紧和草间弥生、川俣正、阿柏拉莫维基、原广司等国际艺术大师联系在一起。当地人的生活也随之发生改变。正如北川富朗在发起艺术节之初所说：“我想让那些一户户人家逐渐消失的村落中的老爷爷和老奶奶有开心的回忆，即使只是短期间也好。”

“农村文化是否还有深入寻找和挖掘的可能性？我们选择了艺术的手段。”

妻有原本不叫妻有，而是谐音的“死角”，意指地处深山老林，进出不便。这里从绳文时代便有人居住，农业和土地紧紧相连的深厚历史文化，以及随四季变换的自然奇景，被称为保留有日本原始风光的“里山”。如今，这个地区包括新泻南部的十日町和津南町在内的760平方公里土地，比东京23区还要广阔，交通依然不便：从东京乘新干线抵达，需要中途转车一次，花费两个半小时。

“土地利用率越来越小，耕作者越来越少，且大多都是超过70岁的老人。当地农民的工作价值，平均每小时只有200日元（约合人民币12元）。”北川富朗考察越后妻有时发现，其中超过四分之一的梯田，已经失去了特定的主人，常年荒芜，乏人问津。“梯田是人和土地融合的文化结晶，不能因为效率太低就放弃，经济优先是日本近100年才形成的价值观，从人类更长远的发展来看，如果因此将传统文化遗产废弃，将会造成更大的问题。”越后妻有里山协动机构事务局长关口正洋如此阐述艺术节创办的初衷，“农村文化是否还有深入寻找和挖掘的可能性？我们选择了艺术的手段。”

现在，妻有地区常年展示着全世界艺术家的200余件艺术品，点缀在田野、农舍和废校之间。虽然当初有人建议“把作品集中展示，不但更有效率，也比较容易吸引观众”，但北川的考虑是：“各个村子之间有共通点，也有差异，若能全部走一遍，应该能更深刻感受到越后妻有，或是日本山区的魅力吧。”

比利时艺术家Pascal Martin Tayou作品：《颠倒城市》

为了最大化对当地进行活化，艺术家们选择了大量废弃资源进行再开发。2000年，北山善夫第一次以废校为舞台，在中里村立清津峡小学创作了《致生者，致死者》，打造出一个只属于当地人的回忆空间。2003年，河口龙夫在乡村美术馆策划了一间使人置身于田野之间的《关系——黑板的教室》，墙壁、地板、地图、地球仪全用黑板材料制成，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用粉笔写字涂鸦，而每一张课桌的抽屉里，都藏有一个小小的秘密世界：松果、野花、鸟蛋、弹珠等，带人们重温已消失的甜蜜童年体验。2006年，法国艺术家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在松之山旧东川小学，重建起一间间并列着玻璃棺材的《最后的教室》，2009年这个作品展出时，他录下了来访者的心跳声，成为后来濑户内国际展上的《心跳的存档》。

这些正是北川富朗想要的：“由于人口外移，某些地区的学校无法抑制地变成废校。但是对当地人，尤其是老人来说，学校的物理性消失如同灯塔的灯熄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他们不希望学校消失的心愿，如何使废校再生，必然成为大地艺术祭的课题。”

“空屋计划”则是另一个废弃物再利用主题。由于年轻人移居都市，导致大量的民宅沦为空屋，大地艺术祭为了让这些空屋变为艺术品再生，针对超过100户空屋展开重建计划。在以梯田闻名的星峠村，有一间存在了超过200年的住宅，屋主在很久之前便搬走了。2004年，艺术家鞍挂纯一来到这里，用了两年半时间进行重组和雕刻，完成了一间《蜕皮之家》。2009年，经过日本大学艺术系3000多名学生的修复后，这里成为日常对外运营的民宿设施。还有一些空屋，经过艺术家改造后，正在东京等大城市公开征集业主。

“艺术有一个作用，能够唤醒已经被遗忘的东西。”

2003年，日本国宝级大师草间弥生为第二届大地艺术祭创作了《花开时候的妻有》，充斥着她标志性波点图案的大型装置，摆放在松代雪国农耕文化村中心“农舞台”门前。以“农舞台”为中心，散落在城山间的作品，大大小小加起来有50件，这里专为那些只有半天时间的游览者打造，让他们哪怕只是停留几个小时，也可以感受到越后妻有独有的文化：“如果说日本的缩影在新泻，新泻的缩影在越后妻有，那么‘农舞台’就是越后妻有的缩影。”

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作品：《开花的妻有》

连接“农舞台”和松代车站的走廊上，竖立了大约1500根彩色长条木板。这是一位西班牙艺术家花了两年时间完成的作品，象征着从城市到农村的入口：木板代表松代全体居民，每家每户决定自己的颜色，并写上各自的屋号，头顶上的广播中传来他们用当地方言发出的“欢迎光临”，终点的荧幕上播放着影像，500户当地居民打开房门欢迎观光客。

用了15年时间，越后妻有的当地农民已成为艺术创作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把现代艺术视为入侵者，但偶尔也会有一些趣事。比如“农舞台”地区地标——田中信太郎在2000年设计的《○△□之塔和红蜻蜓》，以蓝天为背景，14公尺高柱上是一只扬起翅膀的红蜻蜓。这个装置刚刚立起时，受到了当地居民的批评：“蜻蜓怎么可能是垂直飞的呢？”艺术家哑口无言。

比起三年一次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北川富朗和他的团队更在意越后妻有地区的日常运营。他们接收当地荒芜的梯田和房屋，运营美术馆、餐厅、商店、名宿和观光，无论哪一个环节，都必须以“这就是妻有风格”来打造。

名为“越后松代里山食堂”的餐厅，提供以当地孕育的大米、新鲜蔬菜制作的创意乡土料理，法国艺术家Jean-Luc Vilmouth设计这间餐厅时，准备了大约100台立可拍相机提供给当地的居民，请他们从自家窗口拍摄外面的风景，最后，利用天花板设计的四个圆形照明，把一年内拍到的风景照片分成四季，投影在镜面桌子上，反映居民的日常生活。“参观者可以一边吃饭，一边观赏桌上映照出的村庄情景，还可以享受窗外绿油油的梯田。”

大地艺术祭开发的周边商品，也是本土文化的缩影，特点是把当地的产品，经过艺术家的加工和包装，推出各种“妻有点心”和“妻有商品”。2009年，第四届艺术祭启动了“越后妻有名产重新设计计划”，通过网络募集名产设计，从募集到的900件作品中选出了28件进行商品化。

2000年7月，“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举办第一届，起初人气冷清，经过NHK教育台《新日曜美术馆》报道后，才吸引观光客逐渐增加，最后甚至排起了长队。那一年，这个当时只有7.7万人口的地区，吸引了观光客16万人——超过当地人口数的两倍以上。此后，妻有一直在创造奇迹：2012年夏天，第五届艺术祭吸引了超过49万人来访。从2000年到2012年，参加的村落从28个增加到了102个，参加的艺术家也从32个国家的138名增加到44个国家310组。在“大地艺术祭”的影响下，北川又策划了“濑户内国际艺术祭”，日本和日本以外的亚洲国家也开始纷纷效仿这种新型乡村建设模式。

“艺术有一个作用，能够唤醒已经被遗忘的东西。”关口正洋说。

专访“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发起人北川富朗

“让更多外来者进入乡村”

《新周刊》：当地艺术的发生都是在城市，“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却将艺术带入到了乡村？

北川富朗：这和日本现在的背景也有关系，城市人对乡村的追求越来越强烈，所以才能做到我们现在这样。另一个则是，艺术家如果一直待在城市，艺术就会形成一套对城市的批判标准，农村的节日、祭日、礼仪等元素，对他来说会很有魅力。

《新周刊》：20年前，你创办“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初衷是什么？

北川富朗：随着近代化发展，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再加上受到美国的影响，日本基本处于一种放弃农业的状态。在这里生活耕作的人们，辛苦劳动换来的价值非常微小，现在他们的年纪越来越大，开始陷入一种危机状态。

我个人认为不应该抛弃乡村，要让更多外来者进入乡村，食用他们的稻米和蔬菜。为了让那些生活在当地看不到光明的人们恢复自信，就需要重新发现这个地区的魅力，进行介绍和推广，让更多人知道和了解。

艺术的本质是一种自我表现形式，但当它参与到对地区的振兴中，却能够引发更多人的关注。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开始介入妻有，用艺术手段改善这个地区的负面存在，比如废校和废屋，让它再重新发挥价值。艺术还具有另一个功能：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交流。因此，很多东西都变得有价值了。

《新周刊》：当地居民对艺术祭怎样理解？

北川富朗：最初大家都是反对的，不明白我们要搞什么东西，因为现代美术是城市的东西，所以一开始没有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但是这些年下来，日本乡村引入艺术反而成为了潮流，香港和台湾也有人在尝试做类似的事情。当然我们最初就有这样的构想：带动亚洲有意识地进行这种尝试。

《新周刊》：你在书里写过，想要把妻有打造成人们的第二故乡。

北川富朗：城市已经发展到极限，它的刺激性和兴奋点也已经发展到了极限，人自身的能力和能量已经被局限住了，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大家潜意识开始产生一种向往：回归乡村。所以，我们将持续长期地做下去，这也是自然而然的。

《新周刊》：艺术节的费用如何产生和平衡？

北川富朗：主要以5万人口的十日町和1万人口的津南町为中心，它们在三年间提供1亿日元的资金。剩下的5亿日元，一些来自政府，一些来自企业和团体，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参观者的入场费。艺术节可以为当地居民创造很多就业机会，现在参与艺术节的工作人员，平时是100多人，艺术节期间是400人。外部的协助者还有1000多人。

《新周刊》：所有的艺术节，主要的核心都是三个问题：谁出钱、谁决定、谁受益。

北川富朗：受益者其实是双方，一个是当地人，一个是参观者。参与的有行政，有当地居民。为了多方协调，需要有一个导演，我就做了这个工作。这么多年了，除了地区的行政和居民，也有很多企业和组织出资。

《新周刊》：你让艺术重新发现了乡村的价值，你觉得日本乡村的精神气质何在？

北川富朗：我想这是世界共通的。在城市的诱惑面前，如何扎根于自己的家乡，如何去生活，这就是它的精神所在。除了“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2010年起我开始做“濑户内国际艺术祭”，选择的都是那些完全没有人居住的地方：无人岛、垃圾岛，或者过去的麻风病隔离村、产业废物排弃地……在日本最被抛弃的地方，通过艺术节，反而使它们在日本变得很有名，成为观光胜地，也来了很多外国人。

《新周刊》：对于乡村，我们该保留什么，又该传播什么？

北川富朗：简单地说，是自然。和自然融合，和自然和谐地生活，这是最重要的。因为自然除了给人类带来恩惠以外，也会带来灾难。2011年的“3．11”大地震的教训是我们不该忘记的，气候变暖趋势越来越严重，现在的人类该如何和这样的自然协调，是大家应该考虑的。另外，如果没有一种互通的交流，单靠城市不能解决的问题有很多，城乡的协调也是应该去考虑的。